从《儒林外史》看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现状
◎ 张培立
《儒林外史》被誉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鲁迅曰：“讽刺小说以《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作者以讽刺嘲笑的笔触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现状，特别是科举制度下人性和世风的转变。全书围绕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为线索而下笔，用千变万化的姿态将读书人追求功名的丑行和社会风气的堕落写得淋漓尽致。卧闲草堂有回末总评曰“‘功名富贵’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知识分子为了通过科举求得一官半职，跻身于功名富贵之列，不惜巴结权贵，结交势力，一旦步入官僚阶层，便徇私枉法，不惜一切代价剥削压榨百姓。小说描述以儒生为主的社会百态，批判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社会道德的失落，人性的堕落，儒生丑恶的面貌都淋漓尽致的展示出来。
一、 儒生命运的丑态展示
《儒林外史》的批判主要针对封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深刻毒害上，深刻揭露了八股科举取士下知识分子人性的扭曲。作者以鲜明的目的，敏锐的目光，以及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尺度，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荣华富贵面前他们视科举进仕为唯一出路。
（一）执迷不悟、历尽辛酸的腐儒
周进和范进是老童生一朝发迹的典型。在他们身上有贫困卑下时忍受凌辱，逆来顺受的一面，又有取得功名后盛气凌人，八面威风的一面。周进和范进都曾是在花甲之年没有获得秀才资格的老童生，他们从青年到白头，在科场的无数次失败的痛苦中，依然对功名富贵执着追求。成名之前他们遭受到社会无情的冷落和亲人的白眼，周进年迈花甲，以老童生的身份授徒，年轻的秀才梅玖用打油诗侮辱他，新中举的王惠对他傲慢至极。范进中举前，老丈人胡屠户对他的穷困一点儿也不同情，还把他骂得狗血喷头，颜面全无。对于这一切，他们只能默默忍受，社会分地位的低下，使他们不得不遭受别人和社会的鄙视。于是“在长期的屈辱生活中，它们既不善逢迎，也无力反抗，而是变得愚昧固执，麻木不仁，把自己的不幸和生活价值完全系于自以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科举考试中，从而失去了正常人起码的心理平衡。”周进看见贡院号板哭得满地打滚，正是触发其几十年的辛酸屈辱；范进中举而高兴发疯，正是几十年忍气吞声的心灵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华运。发迹前贫困潦倒，卑躬屈膝无人问津，发迹后身价徒增，巴结奉承的，赠金馈物的，投身为仆的，自认门生的无所不有。原先把周进撵出学馆的薛家集人们对他馈赠钱财，更可笑的是曾今侮辱过他的梅玖，竟认他做老师；范进中举突然有了豪华的房子住，锅碗瓢盆都是自己的了，愣把老夫人给高兴死了。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突出了科举所造成的势利人情偏颇，和社会价值观念迷失。功名富贵就像一个充满强大磁力的磁场，知识分子难以逃脱它的吸引，他们饱受欺辱，历经辛酸苦难，为的是有朝一日飞黄腾达，效尤乡里，万人敬仰。这是社会所造成的，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他们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完全定格在了追求功名利禄之上，不能不说他们是那个时代可悲的一群人。
（二）迂腐麻木、无知可笑的迂儒
马纯上，醇厚老实，诚实认真，但他一生深受科举的毒害而始终未曾发觉自我。他补廪二十四年，始终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对此他不但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还死心塌地的干起了八股时文选本，自己深受八股毒害不说，还要苦苦劝导匡超人一心举业，毒害其心灵。马二先生并没有通过八股取士搏得功名富贵，他勤勤恳恳地刊录八股时文，在很大程度上做八股文的宣传工作，将八股科举制度推向社会，深埋在士子们的心中，同时又戕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是八股科举的代表人物，没有在科场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反而成了一个迂腐麻木，没有人情味的人。士人都说“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可他在游历三天西湖中，睡了一天，喝了六次茶，吃了五次饭，见得来往的身穿各色衣服的游客和各家店铺的美食之类，而对于西湖的名胜古迹却没有领会于心。这种对西湖美景的麻木不仁在马二身上形成巨大的悲剧，这是因为他受了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八股科举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扭曲。
（三） 腐化变质、欺世盗名的假儒
匡超人是由纯朴青年变质堕落的典型。这个以杀猪、磨豆腐为生，耐心侍奉父母的劳动青年，在八股举业的诱惑下，逐渐忘本，抛弃了原先的那一股纯朴气息，为了考试竟抛下生命垂危的父亲；考上秀才后，吹牛撒谎，抬高自己，与无赖勾结，糟践大户人家逃婢，伙同别人假造印章，短截公文，帮人替考，从中谋利；甚至停妻再娶，攀附高门……从他的堕落过程中，有力地展示了科举毒害人心灵的罪恶面，人们在功名利益面前利欲熏心，将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逐渐抛去，只落得一副无耻嘴脸。
（四）假充名士、无故做作的丑儒
《儒林外史》写名士的篇幅有一半，但名士中不免有泛泛之辈占三分之二，他们投机取巧，混充风流名士，互相勾结，互相标榜，过着无聊的寄生生活，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的一类。
在《儒林外史》中，这种徒有君子之名的假名士比比皆是：自夸不追女色，鄙弃功名的杜慎卿，实则是一个眠花卧柳，做官心切的假名士；违装风雅，不学无术的娄二、娄三公子；互相吹捧，腹中空虚的景兰江、支剑锋、赵雪斋一伙；徒有虚名，迂腐不堪的马纯上、蘧駪夫等选家名士。他们都心羡功名富贵，却伪装风雅，故弄玄虚来填补各自内心羡慕富贵的空虚，想以此博得名声，让社会赞同。这是一些在科考中登不上平步青云之巅的的人不甘寂寞的一种表现，这种故意做作是科举侵蚀下知识分子的精神溃疡。 颜元就曾尖锐的批评过这种现像“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①]学术一旦远离实际，便从根本上丧失了发展的可能，这些挤不进精妙堂的人一味的死读书，空疏迂腐，只得假冒名士，鱼目混珠，完全不能经世致用。
二、 人性本真的回归
（一）离经叛道、敢于反抗
《儒林外史》中最典型的不慕富贵离经叛道者当属杜少卿和沈琼枝。杜少卿虽然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僚家庭，却出淤泥而不染，行为和思想中有些离经叛道，与封建正统思想格格不入。他蔑视科举，痛斥八股，瞧不起功名富贵，他大骂秀才“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李巡抚荐举他入京做官，他用手帕包了头装病不去。朋友要同他会知县，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么！”这些言行，与作品中追名逐利，痴迷官场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用普通的人情解释诗经，认为《诗经》中《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诗。他反对多妻制，认为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平衡，他不顾封建礼教束缚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
沈琼枝在《儒林外史》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女性形象。他不把盐商的富贵奢华放在眼里，反抗其骗她为妾，一个人逃到了南京靠织女红和卖文度日。敢于向封建婚姻挑战，打破历来妇女对男人的依赖，依然自食其力。这点魄力令人拍手叫好。差人盛气凌人，借端勒索，向她要钱，她偏不给，差人“赶着扯她”，“被她一个四门？见打了一个仰八叉。”这种行为何其大胆，她毫不畏惧地单枪匹马，与官府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抗争，从抗婚、逃婚到反抗官府，种种不幸都反映了她对这个男权社会的颠覆，在她眼中根本就没有“男权”和“投降”这四个字眼，她是封建社会中很难得的一个女子，在纲常伦理为规范的封建社会里，能有几个女子像她挺身而出，大胆斗争，争取自由呢。她见多识广，有主见，果断又办法，没有深居闺阁娇小姐的矫揉造作，她更反对男权社会下对女人的不公正待遇。她代表千万女性为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证明女性也是有能力的，女人地位的低下只能是这个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是伦理纲常对女性地位的鄙视，女性只有抗争，只有颠覆了这个男权主宰的社会制度，才能获得自由和地位。
（二）自食其力、不慕富贵
作者对市井小民的描写在全部书里所占篇幅之微，笔墨之少，仅在文中穿插刻画了这些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积极乐观生活的人物。他们虽处于社会的下层阶级，但用自己的劳动所得饱其食，自足其需，自遇其乐。香蜡店的牛老儿，米店的卜老爹，体恤怜悯倪家父子的伶人鲍文卿，以及最后一回所描写的卖火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写字的季遐年，裁缝荆元四奇人。在他们身上，即体现了劳动人民自食其力，忠厚纯朴，乐于助人，又体现了他们不趋炎附势，不为众人所慕的功名所累的品格。
吴敬梓在这里赞扬了自食其力的市井细民，“认为以后的儒林没有希望，不足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是当时萌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作者生活在清王朝中期经历了“康乾盛世”给人民带来的安居乐业，太平祥和的时代，但作者更多的是在青年时代受到了顾炎武，黄宗羲，李贽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他将视野扩展到现实生活当中，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把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同社会的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把对下层人物的关注提高到一种意识层次上来，对社会、国家乃至整个民族进行反思，社会的变革离不开掌握新型生产方式的下层民众这一中坚力量。在这里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倾向，作者将这种萌芽倾向写进作品中，从一个侧面又积极鞭挞着那个黑暗的科举社会，人人只为名利而动的社会，同时也暗示了这种风雨飘摇中的社会制度最终会被进步的、新型的、民主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作者同时又鼓励人们自食其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真我的生活着，迎接这种新型社会的到来。这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起到了积极意义，值得人们去反思和研究。
（作者单位：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第六中学）
